今年适值西藏民主改革40周年纪念，凝结着我国民族学学者心血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也在今年出版，他们凭着赤子的情怀，向一盛大庆典贡献了一份厚礼。
当本世纪初，斯坦因（A．siein l862－1943）、伯希和（P．Pelliot l878－1945）等人先后潜入敦煌，将吾国文化宝藏巧取豪夺，席卷而去，遂使敦煌瑰宝流失异邦，西方学者得以垄断把持，居为奇货。其中就有约五千余卷的藏文写卷流落巴黎和伦敦，吾国学者鲜有知其内容者，更谈不上插手研究了。于道泉教授（1900－1992）实为吾国学术界从事藏学研究之先驱，30年代初负笈巴黎，就读于巴黎索邦大学，师从巴考（J．Bacotl890－1967）研修藏文，深知敦煌藏文写卷之重要，且受北平图书馆之委托，谋求复制、摄影该项写本，准备携回国内，供国人研究之用。当他转赴伦敦教书时，商之于大英图书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大翟理斯（H．A．Gi1es英国汉学名家，此人为该馆负责此项手卷之馆员），不期受到百般阻挠，根本不让接触，支吾搪塞，缠磨推脱，始终未能实现。于道泉先生生前每一提及此事，十分愤慨，疾首痛心。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他怀着兴奋激情，回到阔别了15年的祖国。回到北平，立即与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季羡林教授合作，创设藏语组，是为国内高等学府开展藏学之始。旋即在中央政府直接关怀下，在开办国内第一所民族院校——中央民族学院之时，建立少数民族语文系，而藏语专业列为第一要务。除将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的藏语组师生并入外，又从全国若干高校文科中抽调一部分骨干，集中突击学习藏语，适应和平解放了的西藏和其他藏区工作的需要。于道泉先生知道科研应该服从于当时的中心任务，只能将敦煌藏文写卷的研究心愿寄望于将来。60年代初，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中央民族学院开办古藏文研究班专门培养研究藏族传统文化的人才，应该说是开展敦煌藏文写卷研究的大好时机。但是，由于“左”的路线影响很大，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联系已完全断绝，根本无法获得必要的资料，也无从了解必要的学术进展的信息。所以审时度势，若贸然冒失提出开展此项研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我只好把于道泉先生慨然相赠的，他从国外带回来的巴考等人的专著《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即P．T．1286、1287、1288等若干写卷的法文译注解读本）藏诸箧中，以待时机，而在“藏文古代历史文献述略”的讲座稿中，略加介绍而已。到了史无前例的时期，众凶肆虐，群魔乱舞，学术资料横遭洗劫，各种莫须有的罪名铺天盖地而来，真有今世何世之叹。迨下放“五七干校”，又以待罪之身，听候发落，惶惶然、茫茫然，不知如何了局。但，朝夕随身者，竟是这一册《敦煌本历史文书》，在写不完的检讨、自我批判的间歇时间里，利用被发落在炊事房和管果树的空档，断断续续把书中的藏文转写，逐字还原，再抄成便于携带的小卡片藏于衣袋之中，以便抓农事劳动、炊事劳动之余，玩味琢磨。三年之间，虽然屡遭摧残、打击，心力交瘁，奇迹般地居然把全书译出，私心窃喜，以为没有白来“干校”一趟。后来，不可一世的“副统帅”机毁人亡，曝尸温都尔汗，我很快回到北京。
一个偶然机会，接受一项外事任务（那时由牛鬼蛇神接触外事，真是不可思议），居然让于道泉先生负责，我来协助，去解读伊朗驻华大使馆委托的、在该国出土的一份藏文写卷。后来我们方知道，伊朗国王巴列维的御妹阿什拉芙公主，当时担任着伊朗王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她对藏传佛教艺术情有独钟，收藏了一批“唐卡”。而她的儿子尼果亲王更精此道，渴望从我国得到一些资料和帮助。好！于教授虽已七十三岁高龄，但乐此不倦，欣然接受此项任务，每天我们两人骑着自行车到北京图书馆（北海西侧的文津街7号的老馆）去查阅资料。他老人家本是北平图书馆20年代起就一直兼任的“研究馆员”，对馆内收藏的有关少数民族书刊非常熟悉，可是解放后总也得不到机会清理馆藏有关藏学的外国资料，这一次使他十分吃惊，他发现国外许多学者的论著都与敦煌藏文写卷有关，更使我们认识到我们与国外同行间的差距；认识到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必须做一些实际工作，才能在这一领域内无愧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当我们交出为伊朗驻华大使馆所需要的那份关于本教（BON）的文书的解读（英文本又经吴文藻教授和冰心先生审读一通）同时，草撰一份“国外藏学研究论著目录（1949－1970）”在几位热心于此道的同行手中传阅。
以后，经过对敦煌本吐蕃文书的长时间研究，我有机会参加几次国际的藏学会议，碰到国外的同行，交换到不少西方同道的作品；又有机会到欧洲去教书，得以访问巴黎和伦敦，亲自去查验、翻阅收藏在那里的敦煌原件；尤其是得到巴黎所藏的，由石泰安教授指导、麦克唐纳夫人（即斯巴尼安女士）和今枝由郎编选的两巨册《法藏敦煌藏文写卷选刊》，琳琅满目，珠玑毕备。这样，我们的研究工作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吐蕃法制考》、《吐蕃兵制考》、《吐蕃官制考》、《吐蕃礼仪问答》、《敦煌藏文写卷〈战国策〉》译解、《敦煌藏文写卷〈尚书〉译解》等等论文就一口气一篇篇做了起来。这时，我们便希望能对国外收藏的敦煌写卷有个全面的了解，在巴黎访问时，得到M．拉露女士所编的三本目录（全名叫做《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所藏伯希和搜集的敦煌藏文文献目录》。第一册1－849号1939年出版；第二册850号－1282号1950年出版；第三册1283号－2216号1961年出版）派上了用场。
这三册目录是拉露女士以毕生的精力完成的，是了解法藏敦煌藏文写卷的惟一门径，当然如获至宝。但是，这三册目录受到时代的限制，并不完备，2216号以外的散卷失录；对于原卷的全貌缺乏描写，也难以从目录中判断出卷子的内容；对于若干写卷研究的情况更无一字提及，对读者来说不无遗憾。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政治局势的变化，法国国家图书馆把他们所藏的敦煌文书拍摄成胶片发售和交换。我国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都先后获得了此项胶片，这就引起我们重新编纂“法藏敦煌藏文写卷目录”的念头。1986年，我招收了三名古藏文硕士研究生，就是参加本目录编辑工作的诸俊杰、熊文彬和王维强三同志。跟他们商量好，在1987－1988年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阅读胶片，逐一核对拉露目录，并录下各卷的首行和末行文字，判断其内容，最后将有关此卷的研究情况详为介绍。这项工作前后持续了半年多，得到北京大学历史系王永兴教授的全力支持和指导，硕士研究生的另一位指导老师陈践同志一直参与工作。在初稿完成后，想找出版单位，几经周折，一拖四年，直至1994年切，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编辑室主任府宪展同志慨然应允，愿将本书纳入他们的编发计划，兴奋不已，乃商请博士研究生王启龙同志协助，将全稿重新誊清、补充了若干新的内容，编成现在的样子，才敢交到出版社（后又发生了变化）。几经波折，最后还是得到“敦煌吐鲁番学会”，特别是季羡林先生和柴剑虹同志的襄助，转到了民族出版社出版。为了让读者对敦煌写卷的全貌，包括历史和现况，国外同仁的主要成就和他们的工作方法有个了解，在本文之末附上我的三篇有关文字，即：《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导言、《敦煌藏文写本手卷研究近况综述》和《国外敦煌吐蕃文书研究选译》序言，谨供参考。我们衷心希望这本目录能为我国从事藏学研究的同志，特别是有志于探讨敦煌藏文写卷的同志们提供一个便捷的途径，按图可以索骥升堂，即可入室！
（照片为中国藏学研究先驱于道泉教授和他的学生。图中左二为本文作者、《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主编王尧教授）
